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臣闻夷狄之不可以久居中原也尚矣。方石虎强盛之时，自以为非天摧地陷，则子子孙孙永无后忧，盖谓江东不足虑，而中原未必有变也。一旦争夺之祸起于诸子，石韬之血未乾，而张豺之谋已启，石世、石遵、石鉴之徒，未踰一年而互相杀夺。自元海以来，夷狄之内自相残，未有甚如此时者也。褚裒乘此之衅，举兵北伐，而倒戈以迎王师，襁负以降军门者，日以千计。朝野之士，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。裒之此举，固已有混一华夷气象。使其席胜长驱，有进无退，则毡裘之生聚，自此无遗种矣。奈何裒之初出，非自中指，师行而朝议不许，师进而佐兵不继。出未踰时，而遽以王龛之败，召元帅以班师，使之南辕返旆，还入京口。当此之时，非惟山东、河南之失望，而河北二十万之遗黎已渡河而无所依附，悉入于苻健等辈垂涎之口。江东君臣，其□兵纵敌之祸，可胜言哉！呜呼！晋人之纵敌，盖非一矣。石氏自遵、鉴而下，一门昆季既已内自相残，而冉闵、石祗之徒方且更相伺隙，未知所以息肩之日。一时英雄，各怀去就而莫适为主。数年之间，相继款附者不绝如线。苻洪以冉闵之故，遣使请降；而苻健以麻秋之祸，则又称爵以听王命；姚弋仲以石祗之夭，稽首来归；而姚襄以弋仲之死，则又单骑以至寿春；冉闵以石鉴之诛，临江告晋；而冉智以慕容俊之祸，则又奉玺以求兵助。此辈狼子野心，诡诈百出，其来致款附者，虽非皆出于诚，然而亦必内有变故，然后肯为此举。使江东君臣真以恢复中原为志，因其献款之际，或屈而臣之，成从而蹙之，则夷狄之祸必不至蔓延于天下。岂意一时之人，志懦才弱，不足以堪此事。王龛稍败，而褚裒之军俄已召归，继此之后，不复再出。中原豪杰，一切纵之而不问，其亦何心哉？且一胜一负，兵家常势，人不可以噎而废食，将不可以一挫而班师，是以李广前锋之失利，不足以寝卫青伐敌之兵；高霞寓偏师之少却，不足以沮裴度讨蔡之志。而况裒之时，虏势极衰，人心极顺。三胜一失，何足损威？纵使当时君臣谓裒非长虑，谓裒为不武，则天下独无人乎？不过别选贤将，从而代之。如邓禹关中之败，代以冯异，而终破赤眉，郭子仪滏水之败，代以李光弼，而终破安庆绪可也，而何至召元师而班全师？彭城之役，即已坐失机会，而乃今年以燕师之号命慕容俊，明年以信都、襄国之号命苻洪及其子健，又明年以高陵、太原之号命姚弋仲及其子襄。客主初不相通，而心志初不相依，但惟以方州遥授，以虚爵羁縻，此曹窘于变故，应既受命，而封豕长蛇之性自若也。故款附未几，而旋又背去。苻健则自枋头以入关，慕容俊则自幽州以入冀，姚襄则自颍昌以入洛。前日之稽首请降而愿受封爵者，今复起而为勍敌于关河许洛之间。中原之鹿，奔逸四散，固已分逐于群雄之手，而晋人方且弛然安卧，若不知觉，岂东晋之人才立江东之庙社，而遽忘中原之陵寝乎？呜呼！粤自永嘉之乱，晋迁江左，其立国于金陵者，姑寓云耳。绵历数世之后，而在朝已无中原旧臣，后生晚出，稔于闻见，遂以为晋之庙社实在江东，为晋之计者，止当限长江而谨守，不当越长江以侥幸。一有议及北征，则争相沮抑。是以石勒之死也，庾亮尝欲出田襄阳，而蔡谟难之；石虎之死也，庾翼又欲徙屯安陆，而孙绰谏之。至是裒之戒严，胜势已见，而朝议又欲沮止。虽其后殷浩之出，稍自中指，而王羲之之徒盖未尝少许也。庾亮、殷浩方行万里，出门而车轴折，姑置勿云。而褚裒之在彭城，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来归，而关中豪杰又复背石苞以应晋，此华夷将遂混合之时也。晋之诸臣乘此之衅，自当厉兵秣马，以与裒共驱，不然则选将益军以壮裒后距，而一时权要如蔡司徒者，方且坐观成败，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，而又遂韩卢、东郭所以俱毙之论而沮毁其事。肉食者鄙，例无远谋，其败人意如此，为国家者，果何赖耶？呜呼！晋自建武以讫永和，历世凡五，历年凡二十有七，平时郁郁，常恨中原无衅；一旦获遭，而蔡谟之徒乃多出懦语以掣褚裒之肘，遂使恢复之功俄成而坏。而后世󲦤绅之士，拾其遗迹而论之，尚以谟等为谋国得策。如此，则是东晋之君俱当拱手环坐，俟河之清，而中原五世之陵寝无时而可复也。昔乎建康苏峻之乱，温峤举义兵于武昌以讨之，朝士来者，皆谓峻之徒众，骁勇无敌，今日之举惟仗天讨，若以人事言之，未易除也，而峤勃然变色曰：「诸君怯懦，乃是誉贼」。于是奋兵从白石垒以攻之，一举而遂平苏峻。使峤当谟之时，而出数语以斥其懦，则朝臣气稍振，而彭城之师必不至仓卒以召归。岂意冠剑盈朝，而更相唯唯，至今使人愤抑而不平。故将举江东以图恢复之功者，必先辟蔡谟之说而后可。

昔许由辞尧，以天下让之，全其清高之节。伯夷去国，子推逃赏，皆显史牒，传之无穷。此往而不反者也。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，无异于山林之中，斯穷理尽性之妙，岂有识之者邪！是故不婴于祸难者，非为避之，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。谧闻物极则变，冬夏是也；致高则危，累棋是也。君王功已成矣，而久处之，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。宜因兹大捷，归身本朝，必有许由、伯夷之廉，享松乔之寿，永为世辅，岂不美哉（《晋书·隐逸辛谧传》，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十九。）！

胡逆乱中原，今已诛之。若能共讨者，可遣军来也（《晋书·载纪·冉闵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十九。）。

胡羯皆我之仇敌，今来归附，苟存性命耳。万一为变，悔之何及，请诛屏降胡，去单于之号，以防微杜渐（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二韦謏传，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謏谏云云。《晋书·载纪·冉闵传》作启谏，而不载其文。）。

秦始皇既并天下。取赵璧琢而为之。方四寸。纽五盘龙面。曰受命于天。既寿永昌。丞相李斯之小篆也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。曰受天之命。皇帝寿昌。历代传之。谓曰传国玺也。秦灭传汉。历王莽。为元后投之于地。一角小缺。莽灭。校尉公宾龙以玺诣更始。以玺上刘盆子。盆子面缚。入于后汉光武。灵帝崩。少帝失位。掌玺者投于井。为孙坚所得。袁术拘其妻而夺之。术死。荆州刺史徐璆得。还许献之。汉灭传魏。魏又传晋。怀失政。玺投刘聪。聪死。刘曜得之。传于石勒季龙冉闵。季龙磨其隐起之文。刻其旁曰。天命石氏。冉闵败。其将蒋干以玺送建业。历东晋宋齐梁。侯景陷台城。简文以玺上景。景将侯子般盗玺走至栖霞寺。僧惠永得之。陈永定三年僧死。弟子普智奉玺献陈。陈止传隋。隋末没于宇文化及。及又没于窦建德。至大唐武德四年。太宗文武皇帝为天策上将军。东讨擒窦建德。德妻曹氏及左仆射裴矩奉玺上献。天子八宝。有国之符印也。一曰神玺。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也。二曰受命玺。所以修封禅神祇之用。三曰皇帝之玺。答疏于王公用之。四曰皇帝行玺。劳赉贤臣功勋用之。五曰皇帝信玺。徵召臣下则用之。六曰天子之玺。答四夷书信用之。七曰天子行玺。抚四夷用之。八曰天子信玺。发番国兵用之。卫宏汉议曰。皇后太子。以金为之。神玺受命玺皆为传国之玺。其六玺皆六螭兽纽。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。虞喜志林曰。所封事异。故文字不同。汉仪又云。以皇帝行玺为凡杂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书。以皇帝信玺发兵。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玺。外国之事以天子之玺。鬼神事以天子信玺。皆以武都紫泥封。青囊白素里。两端绛。尺一板。中约署。有事及发外国兵。用天子信玺。封拜外国及徵召。用天子行玺。赐匈奴单于外国王。用皇帝信玺。诸下铜兽符发郡国兵。用皇帝之玺。封王公以下遣使。皆用皇帝信玺。若驾行幸次。直侍信玺以从。天子之玺合玺。其用以玉。其封以泥。皇后及太子之信。曰凡大朝会。则捧玺以进。其用以金。于御座车驾行幸。则奉玺从于黄钺之内。今元正朝会。则进神玺及受命玺。为五舆。若行幸。则合六玺为五舆。函箓封盛以从。符玺郎四人。从六品。掌天子六玺及传国之玺。其所用。有事则于内行。事毕则奉而藏之。

臣等窃惟宗庙之制，祖有功而宗有德。创业垂统，功莫大焉。继体守文，德莫懋焉。艺祖皇帝规创大业，为宋太祖。太宗皇帝混一区夏，为宋太宗。自真宗至于钦宗，圣圣相传，庙制一定，万世莫易。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弘济多难，绍开中兴，功德兼隆，上比太祖。陛下孝思罔极，求所以尽尊亲之意，称祖立庙，有何不可？然在礼子为父屈，示有尊也；子虽圣，不先父食。大行太上皇帝亲为徽宗之子，子为祖而父为宗，则难以正尊卑、昭穆之序。今议者不过以光武为比。太上皇帝中兴大业，虽与光武同，然汉自高祖至于平帝，国统中绝，光武以长沙王之后，起布衣之中，不与哀、平相为继承，其称祖无嫌，一也。汉制，每帝即位辄立庙，不列昭穆，故明帝更为光武立庙，号为世祖庙，盖不与高祖为一，其称祖无嫌，二也。大行太上皇帝功德盛大，礼当尊崇，然实继徽宗之正统。以子继父，非若光武比也。本朝参稽三代之制，列昭穆于太庙，非若汉世可以更为庙也。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孝悌之至，冠于百王，将来祔庙，若在父庙之下而称祖，窃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。若更为庙如东汉，则于国朝之制岂容违戾！质之典礼则不合，验之人情则不顺。夫昭穆、尊卑之序，所以关纲常，系事体者甚大，岂易轻变？乞以臣等此章付集议所，参稽礼经，博采众论施行。

夫上古明王，言为天下法，动为后世则，犹恐怠惰，故立左右史以规之。是则史之设，所以谨言行于一人，正褒贬于千古，不独纪岁月、辨赴告而已矣。三皇《坟》、五帝《典》，记言之史也；楚《梼杌》、鲁《春秋》，记事之史也。训诰誓命之词，得失存亡之迹，发简可见，未闻祥瑞之言焉。迨于两汉，则有赤芝、白雁、醴泉、甘露、卿云、宝鼎之应，岂古史阔略而后史该备乎？盖有司失为史之本意也。敢谓国之兴也，在乎德，不在乎瑞；国之亡也，在乎乱，不在乎妖。故尧以敦九族、和万邦而兴，舜以举十六相、去四凶则又兴，禹以平水土兴，汤以行仁政兴，周人以积行累德兴。夫是者，虽无祥瑞，可不谓圣且治乎？癸以侈奢亡，辛以暴虐亡，厉王以聚歛亡，幽王以女色亡。夫是者，虽无妖怪，可不谓昏且乱乎？桑谷生朝，高宗复商；荧惑守心，景公安宋。此则明君在上，妖不为害矣。鲁获麒麟，哀公出奔；汉鸣凤凰，平帝失国。此则闇主在上，瑞不为美矣。仲尼笔削《春秋》，书日食地震、山隤星陨、蝝生鹢飞之变者，非广乎异闻也，盖欲人君责躬修德，见灾思惧，而臻于治也。特于篇末，因麟之无应，以明述作之意耳，其他瑞则无闻焉。鹤舞晋庭，龙见洧水，不由德至，斥而弗叙。若是之比，求名而亡，则圣人微旨可见矣。子长、孟坚，推论怪谍，其启国也，以斩蛇大泽为受命之符，而英雄之略弃矣；其定制度也，以龙见成纪为易服之感，而古人之象隳矣。及乎蔚宗，患其失实，则云某郡上言某瑞，以示微意，与其疑而列之，曷若正而削之之为愈乎？今之郡县，时报祥瑞，以为纪事之瑞，愚谓非良直之法也。必若德施于民，效易其俗，赏不僭，刑不滥，则四灵为畜，日游于君之宫沼郊薮矣，又何用索异传怪，惑天下之耳目哉？苟荐绅者默而不言，则示之后嗣，得无惧乎？

问：楮币至是术穷矣，其将何以救之欤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，其法贵少而今多焉故也。物视轻重为相权，使黄金满天下多于土，而楮之难得甚于金，则金土易价矣。然则，天下非物之贵也。楮之多也，国之贫也。忧世者谓将深惟国之贫，反从其源治之，而顾不然，上下日夜所讲切，乃专在秤提，何见之陋也。夫国贫则取诸民，民竭无可取，则惟痛自节耳。今议者乃猥谓内有某事某事例当举，外有某事某事势当备。加费且不赡，而节何从施，若是则束手坐待颠沛乎？《王制》言国无三年蓄者，谓非其国。孟子谓三征尽用，则父子离。无三年蓄者，所馀少也；三征尽用者，无复馀也。今国家罄一岁所入，曾不支旬月，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，乃仅得济，是不止无馀矣，其可为岌岌寒心，盖又甚于《王制》、孟子所云矣。而󲦤绅先生方且雍雍然峨峨然交诵致知格物之微言，深赞佳兵辟土之伟画。此愚心所窃怪而绝不喻者也。仲尼言为政在兵食信，至不得已而去，则兵与食犹在所舍，而用顾不可节乎？绍兴、隆兴间世未知用楮也，其时国计初不见匮缺，民生亦无所苦。自楮币行于今未七十年，而调度狼狈，禁令频数，遂至此极。且今天下非小于绍兴、隆兴之天下也。赋取则固倍之矣，而若是焉者，独可不讨求其故哉！按支费必有目，其创而增于前，孰最重？蠹坏必有源，其积而至于今，孰最深？广废因何论而兴，积坏至何事而见？今修复用何策是，欲撙约自何道始？子大夫负经济之学有闻矣，幸悉心科别其条，会而析诸理以对，觊于世有补焉。其勿习为书生迂谈，而使区区者慨然重叹也。

愚不佞，束发读书，有志斯世。嘉定对策，空臆尽言，先皇不弃狂愚，赐以科第。试吏中都，适忤权贵，废放久之。有忧治世危明主之言，而无路以自达；有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之志，而无位以自行者也。讵谓冰山一倾，复见天日，猥承明诏，待问玉堂之庐。妄意执事大人枚举当世之务，俾之科别其条，罄尽底蕴，而明问所及，止于楮币一事。岂以当今大务，顾无切此者欤？抑以公卿大夫集议于廷，互有同异，而必欲折衷于一得之愚也哉？愚不敏，敢不以所闻对？盖闻有富国之形，有寿国之脉。形者何？消息盈虚之系于国计者是也。脉者何？理乱安危之关于国体者是也。谋国而曰理财，理财而必济之以楮，此后世权宜之策，而志士仁人于权宜之中，又不得不深为根本虑也。财在天地间即有此数，费用必有目，而其费有重而有轻；蠹财必有源，而其蠹有深而有浅。费轻而蠹浅者，有司会计之所及，费重而蠹深者有司稽察之所不行。会计所及者其常也，稽察所不行者其变也。常者可以消息盈虚言，变则关于理乱安危之大者矣。执事悯今日楮币之穷，谓既无《王制》三年之蓄，且又甚于孟子所谓三者并用之征，以至咨嗟叹息而言之。其于国计本末源流之所在，得于端居深念间也熟矣。且《王制》论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非成周盛时乎？孟子论布粟力役三征之目，非战国末造乎？古者不汲汲于生财而国以裕，后世举三征而并用之而国以贫，是必有故也。国犹人之一身也，伤生之事不一，而好色者其伤多；耗财之事不一，而好兵者其耗大。兵也者，其戕民之斤斧而毒国之乌堇也。故成周盛时，隶于司徒者众，征于司马者寡，兵未尝多籍也；伐荆以鲁，追貊以韩，兵未尝远调也；定徐方则遄归，征太原则遽止，兵未尝穷黩也。尝以地理考之，中国之地最狭，吴越楚蜀皆蛮也，秦为戎而淮南为舒也，河北真定中山之境属于鲜虞肥鼓之国，扬拒泉皋陆浑伊雒之戎薄于洛阳。王城之区于斯时也，不广地，不加兵，君有馀财而民无横征，民有馀力而兵无重困。上制用量入以为出，下供役先公而后私，是以耕必有食，食必有蓄。至一年三年之积，至于三十年之久，八政修而食货足，九府立而泉布通，天不能灾，地不能匮者，盖爱惜民命，禁戢兵端，所以培植其基本者厚也。战国则不然，为君辟土曰战必克，杀人盈野，狡焉而争。孟子目之以民贼，律之以上刑者，纷纷也。三征之说用其二，则民有殍，用其三则父子离。时君非不知此，而苦于兵戈之相寻，则亦忍于赋敛无艺。梁惠王以土地而糜烂百姓，则虽移河内，何救于饥色饿莩之民？齐宣王求快其朝秦、楚之欲，不计其有后灾，则虽欲制民之产，何补于仰事俯育之计？故疆七百里之失，不足惜也，而薄税敛，劝耕耨，则不可少缓其事；有司三十三人之毙，不足愤也，而府库充于上，老弱病于下，则不得不为之寒心。故自其喜功利者观之，轲之言若甚闷闷，而按脉视證、药时君之膏肓者，虽仓、扁不能易也。执事谓今罄一岁所入，仅足以支旬月，且日不辍造十数万楮。亦尝考论其故乎？夫楮币之创，仿于成都之钱引。方承平时，钱引止于一百五十万缗，为数盖甚寡也。尝观西事之兴，泛印之数，视承平已二十倍。其后屯戍未休，馈食不继，复增至六千馀万缗。大观末愈出愈多，一楮仅百金直，则兵端兴而用度广，用度广而楮币轻，理势之所必至也。我高宗南渡之初，盖天造草昧之日也，张澄议置交子务于行在，而不之行；其中也，既行而复辍；其末也，始创印造之局。高宗胡为而重于楮之造也？逮我孝宗之隆兴，而复行楮币于天下；行之未几，乃用陈良佑之请，出内帑之藏以收回其数；收之未几，又以曾怀之说复从而出之，然其为数二千万而止耳。孝宗又胡为而靳于楮之出也？沿流至于今日，数日以夥，用日以轻，变之欲其通而行者愈滞，令之欲其信而听者终疑。于是物价翔腾，闾阎憔悴，膏液枯涸，称贷无从，而农病矣。关禁苛急，取息无赢，大邑通都，白昼闭肆，而商病矣。四方游士充赋上京，思得白镪，如拾至宝，士病于道途矣。百工技巧，转移执事，困于贱直，莫赡其生，工病于庸役矣。举天下四民俱受病。向也设楮以便民，今反以病民；向也倚楮以佐国，今反以蠹国；向也权出于上，今反受制于下；向也以实权虚，今恃虚并失其实。谋国者亦知楮之所以大坏极弊之由乎？方开禧之开边以误国也，增造之数至于一亿四千万，比之前时凡数倍矣。绍定之养奸以耗国，增而至于二亿九千万，方之开禧抑又倍焉。谋臣议士，不就其费重而蠹深者治之，今日更一令，明日易一法，正使孔、桑复出，绩用茫然。何者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。且古今天下之财，蠹耗于兵，不独今日为然，其所由来尚矣。请以汉、唐明之。汉初以家人子起田中为兵，犹不失寓兵于农之旧；卫士材官之更戍，往来道间，衣装自给，犹未取费于县官。其后财匮于兵，武帝实始之。胡越劲骑屯于诸宫列殿，谓之八校，京师自是有养兵之渐。荆、楚勇士习射于酒泉、张掖，谓之五校，边郡自是有养兵之所。自其兴马邑之师，窘于赍送也，则入钱补官有令矣。自其发巴蜀之卒，以通西南夷也，则算商车有额矣。自其取河南之地以至朔方郡也，则武功之置爵有差矣。自封狼、居胥赏赐亡度，于是有五铢之铸。自浑邪来降，供亿不赀，于是有白金之造，鹿皮之币与告缗而并行，盐铁之官与平准而并置。厥后扬雄议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，忍百万之师以摧饥虎之喙者，盖三十年从事干戈，故虽承贯朽粟腐之馀，山林亦不足以供野烧也。唐初府兵番上入卫，衣粮自备，而官未有费也。至玄宗变为彍骑，而长从宿卫官始资给之，而费昉于此矣。初，诸道出兵给于度支，费犹未广也；至德宗优恤士卒，一夫出戍，尽廪其家，费于是乎广矣。自安史变起，无以给士，而始度僧尼。自两京未平，民物彫耗，而始籍富商右族。自吐蕃内迫，淮甸分屯，而始行率户之敛。自大盗群起，财用益殚，而始行定税之令。自朱滔、王武俊合从以叛，用度不给，而借商之禁严矣。自吴元济、王承宗连衡拒命，军费一竭，而盐铁之数增矣。南北置供军之院，馈饷不继，而挟铜有议矣。禁卒有脱巾之变，彷徨无策，而相臣餐钱亦减矣。盐之榷既繁，而商人以绢代盐，疋加百斤，以备将士之衣。酒之利既涸，而淮南、河北变为榷曲，以赡军卒之食。元和中李吉甫造为国计簿，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，养七分坐待衣食之辈。盖三百年间恃兵立国，故空国之力以奉之，已张之弓不可得而弛也。我国家得天下以仁，取民以义，固国以保障而不倚办于茧丝，藏富于田野而不求赢于府库，任人不以聚敛之吏，任法不以深刻之文。独有养兵之费，自初立国，谓为百年之利，而不计其后之穷，盖虽圣哲不能保其往也。我高宗之定鼎商邱也，未尝不怀感于艅艎之舟，而动心于姑蔑之旗也。披荆以立府寺，绵蕞以起朝仪，姑含垢忍耻以俟天之定也。爱南北之生灵，养一隅之事力，某日简刘光世军，某日汰张俊军。诸将之滥上战功者精覈之，曰吾为财力耗竭虑也；诸军之合乱三衙节制者釐正之，曰吾为军政复旧设也。至于一日语大臣曰：「汉文不言兵而天下富庶。若边事稍息，则国用自饶」。高宗之谨兵惜费如此，宜乎重于造楮，而且欲官中常有百万缗留之以为秤提之本也。及孝宗之嗣大宝也，又未尝不念桥山弓剑之藏，而怅长安室宅之远也。市骏骨以来人才，揖怒蛙以厉士气，亦惟敛威韬锐，以需机会之至也。神运规恢之谟，心念国体之重，劳军则曰毋淫役以病民，毋诛求以剥下也；誓师则曰军屯有暴露之叹，人民有转输之苦也。蹲甲之射，士精其能；超距之技，人百其勇。一成将帅，则条画兵政者十一士；一核冗滥，则缴还告身者二万千百六馀。至辅臣奏对，以府库所藏甚富，江上之积亦多，上谕以毫发不敢妄用，所以缓急有备。孝宗之谨兵惜费如此，宜乎靳于出楮，因而饷臣之有请，且迟回谨重于二十万楮之予也。自权奸柄国，前韩后史，垂四十年，氛祲蔽日。韩开兵衅，实生厉阶，凶于而家，自诒伊戚，不必深论。前日之相，舞小数以弄大权，专欲以犯众怒，莫大于天而不之畏也，莫尊于君而不之畏也。不畏士夫之议论，不畏小民之怨詈，而其心之所深畏者，外寇之陆梁、悍卒之偃蹇耳。狼子野心，奸计叵测，蜂屯蚁聚，扶携来归，待以赤心，抚以恩信，辇安边之财以给之，惟恐不赡，航东南之粟以饷之，惟恐失期。甚者高爵峻秩，宠华其身，金珠玉帛，悦媚其妻。弃如泥沙，不甚爱惜。闻其帖然恭顺，则喜见颜色；或拒之而不吾与，则恐恐然食不下咽也。故当金人垂亡之时，竟为茍且偷安之岁月。江淮巨镇，委之肺腑之亲；襄汉上流，畀之膏粱之子。殿岩重寄，庸夫尸之；总饷要权，浊吏领之。纪律不设，疲弱不除，主帅挟威，公肆掊克，悉力市宠，与贿生死。朝廷竭天下之财力以养兵，祗为主帅刻剥之资，权门厚积之助，至于今日，则军民俱贫，公私交困，黾勉支撑而不可得也。总今日之数，较之嘉定己卯间，增至二十八万八千有奇。是岁中之费，兵居其六五。诚如是，则兵之可恃以为用者当何如？而今之兵则惰矣。在内郡者末作技艺安坐而食，官府利其私役，而被坚执锐之事不闲也。在外郡者多方运贩，为商无征，主帅利其回易，而投石超距之勇不励也。今之兵则骄矣。淮右之兵入弭闽寇，淹留岁月，仅奏肤公，已如骄儿悍妇之不可制，所至屯驻，人甚苦之。向使各州简阅之皆精，何至借远兵以为重？广中之兵频年出戍，枕戈原野，论赏稍薄，怀怨望心，跋扈飞扬，近事可虑。向使主帅制驭之有素，何至召衅而生奸？而最不可者，喜功生事之人，开边拓地之图未已也。言其锐于进取，轻而寡谋，取鍪弧以先登，驰的卢以深入，谓中原即日可定，谓浯石即日可镌，露布星驰，凯歌日至，笑儒生为不武，轻周行为无人。朝廷方伟其功，于是酬以厚赏，捐巨赀、出告命以优犒之，为费不知其几百万也。所得之地，非人不守，所守之人，非粟不饱。旷野弥望，无粮可因，如得石田，将安所用？朝廷不忍弃其功，于是又不计糗粮以饷给之，率费百楮而致一石，为费又不知其几千万也。夫何能发而不能收，能取而不能守？穷师逐远，不备不虞，突如其来，望风先遁，甲鋋鍪铠之精坚，弧弓镞矢之犀利，辎重贮储之浩穰，凡数千年之所蓄积，一举而掷之，为费又不知其几万万也。寻闻之朝，乃讳其实，失万言千，失千言百。方幸而胜，则其身受不赀之赏；不幸而败，则朝廷为之任方来之忧。胜而誇功以邀其上，则予之以数千万固不敢靳；败而告急以赴愬其上，则予之以数千万亦不敢爱。为国者亦何便于此哉？论至于此，则执事所谓支费增于前者孰最重，愚则曰兵之费为重。蠹弊积于今日者孰最深，愚则曰兵之蠹最深。广费兴于开禧之初，积坏见于宝绍之后，是将无一策以救之欤？曰：欲重楮自节费始，欲节费自省兵始。军实核而不滥，边衅窒而不开，谨之重之，皆以高、孝两朝为法，此救楮币之第一义也。议者类曰：「金人将亡，版图当复，天与机会，其可不乘此独何时而讳兵乎」？愚曰不然。昔刘、石倡乱，晋人未始置中原于度外，而诸国亦不敢以中原为己有。迨夫虎狼并吞，兵戈云扰，民心思旧，日远而亡，而江东名义始失据矣。始也，三辅遗民以见晋官军为喜，其后全燕父老反以复见太原王为幸。始也，冉闵临江愿以中原归晋为请，其后魏人寻衅，反以河南是我地为辞。今日事体适与此类。我虽指三京为吾之故疆，彼乃指之以为亡金之故巢，如之何而以为版图可复，机会可乘也？况夫进取之兵与保守不同，兵之多寡，费之繁简，亦随以异。用兵于进取，则十倍之力始可制其一；用兵于保守，则一倍之力亦可敌其十。愚之所虑者，边臣以退守之兵为进取之举，逞于一快，以至再误耳。诚能戒谕边臣，谨守吾圉，不可以前日一衄为耻，而必有愿一洒之心；不可以胜负为兵家之常，而当念社稷关系之重。收敛经略河洛之规模，就为葺理荆襄淮蜀之家计，念念持重而不轻发，事事靠实而不虚张。老弱者汰之以壮其威，虚冗者核之以养其力，稍俟威力之充裕，旋为恢拓之远图。此区区之愚，盖以轻举妄动之费为可惜，而未尝以兵为讳也。因兵费之一事，以次及于浮费之可省，愚又不能已于言焉。盖筑台九层，非一朝之役也；障流大川，非一篑之功也。今日而言省费，固非一节目一条例而止也。后宫居处，不施丹雘之华，秀邸赐第，姑仍相府之旧，此高、孝二朝盛德事也。今修内有司，日兴土木之工；内藏宣索，多溢常比之数。阉童持片纸，名曰内批；帑吏按凭由，名曰应奉。宰臣无所施其均节，版曹无所致其勾稽。仙经藏室，金璧交辉，何异乎国计已穷而造金真玉仙之观？荣邸轮奂，拟费钜万，何异乎军兴多事而营禁中百尺之楼？其他嫔御之横恩，缁黄之厚施，予以驭幸，此为何名？继自今能如祖宗时，节浮费自宫掖始，奉宸出宝玩之珠，亲王减月给之俸，以佐国用，以济时艰。至尊以身率先之，掖庭戚畹仪刑之，宰辅公卿百执事胥然胥效之。必如文宗御三浣之衣以令臣下，明德衣疏粗之袍以倡六宫，令尹子文毁其家以纾国之难，大历朝臣以职田三分之一供军饟之需。断自朝廷，立为定式，月计撙节几何而著之籍，明置收楮一库于外廷，以入所省之数。内而百官，各宜体国，减俸有差，别为籍以稽之，以入于主帑之司。每季计其所入之楮，分而两之，一以留藏，一以凿毁。至于外之为郡守、为监司，曰添给、曰将迎、曰特送者，一切省罢。俸及百千者裁其十之四，大吏之有例册者首去之，以率其属。小吏正俸之不满百十者免减之，以养其廉。况在权臣当国时，政以贿成，官以赂得。陆贽所谓币帛不已必至金璧，杜牧所谓折券交贷由卿市公者，更化以来无焉，则为州郡监司者自能举所积之缗，以收其楮之溢。每季必计官吏之减俸若干，省罢诸色浮费自能收楮者若干，各上之计台，计台上之朝廷，朝廷专置一局，会计其数，以此定殿最，以此行赏罚，则令如流水，财若邱山，楮之贵当如黄金矣。窃闻廷臣有请，欲行括田于诸州，榷盐于闽郡，令之未出，巷议籍籍，设果行之，其扰可知。顷嘉泰间以一换二之法行，天下议其不信，科敷抑配之禁密，天下苦其不仁。假秤提之名，开告讦之路，天下愤其不义。方是时也，括田、榷盐二议可行，则当时之宰掾刻薄者行之矣。今薄海内外颙颙然有苏枯醒暍之望，尚未有以慰满之也。当清明之朝，正宜力行好事，奈何取前日之所不屑行者行之，以重失人心乎！使括田而果行也，有产存而业去，有产重而租轻，豪右之族正于隐瞒，中等之户例受抑配。或数人而共为一户，若尽科之，则贫者立见流离。或一家而析为数小户，若不科之，则富者得以茍免，贫富既有不均之患，词讼必无可已之时。此括田之必失人心也。使榷盐而果行也，汀、邵之民不耕者众。斥卤之息，所藉为生，往岁官吏征利太急，与之立敌，旋即不靖。一二年来弛其禁，卖刀买犊，旧观未还，此端一开，怨讟四启，虐焰复煽，谁能扑之？矧今王人衔命而出，民未谕指，已生忧疑，国计虽贫，亦岂计此与民争利，如作俑何？此榷盐之必失人心也。无已，则有一焉。元载当国，四方以赂求官，而朝廷为污浊之朝廷；李逢吉用事，八关十六子交通财贿，而天下为藏利之天下。有为台谏都司而公受苞苴，有为雄藩大镇而明肆席卷，有为制阃总饷而拥赀自肥。自更化以来，或贬窜他邦，或镌削爵秩，或得祠已罢，或尚逭简书，而亦有沦没不存者。昔权势盛行，气焰薰炙，今囊珠窖玉，富可埒国，其人虽得罪于清议，其家初无损于毫毛。当此国贫民困之极，纵未可遽行乾、淳估籍之典，独不可略仿国初取财藩镇之术而行之乎？国初诸节度所蓄甚富，太祖虑其多财而为变也，一夕脱略边幅于樽俎之间，厥明可得各家十万缗之献。先儒称之，以为得英雄御人之术。今天下数十大家以富强号于其乡者，夫人能言之，莫若出数千万之楮，配于数十家，以易其铜镪银帛。彼其所积非取之国，即取之民，国今贫矣，民今困矣，使出所积，谁敢不从？此而不行，乃欲以苛敛横征施之编户，是所谓溺一人之祝而不惜亿兆人之诅，念一家之怨而不思一路之向隅，其可乎？只恐怙帝乡之休庇，恃戚里之夤缘，牵制依违，动有掣肘。此在朝廷执法之臣，当力言之，庙堂当力主之。其始姑以魏绛请输积聚之美意风劝之，俟其不从，则绳以法。至于曩者权门厮役嬖妾之家，金帛山积，有拥二三千万赀者，何惮而不籍之官？台臣尝言权贵之夺民田，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，何疑而不没之官？比之唐人籍至胡椒钟乳者，其法岂不为恕？此又因廷臣括田、榷盐之论而发也。若夫慢令之奸吏，不可以不惩；伪造之奸民，不可以不戢；流行之地，不可以不广。此皆权楮之节目所当加之意者。去岁二税之输，许用全楮，暴官污吏巧于沮格，夏租已偿，始布其令于通衢，秋苗未输，又展其限于嗣岁。朝廷受亏豁之实，编户有拜赐之名，赢美之利必有所归，贪者利归于己，懦者利归于胥，欺国罔民，莫此为甚。今莫若明敕州县，凡有此类指挥，故作隐匿，许民越诉，责罚必行，此惩奸吏之说也。去岁取还旧楮，所入反多于所出，继颁新楮，伪者与真而搀行。昔楮局黠吏能为之，今大室或效尤矣；昔都郡奸徒能为之，今遐氓亦抵禁矣。昔取纸于蜀，独可辨认，今新局造楮，真赝莫辨矣。一有败露，纳贿求免，不曰字画之不尽摹，则曰贯䌇之不尽类，法当重戮，仅从末减。似此姑息，何以戢奸？今莫若举行典宪，示之象魏，犯者必诛，告者必赏。此戢奸民之说也。广东诸郡商贾贸易，多有用楮，官民出入，乃不流通。广之科敛，最为民害，纳丁赎罪，率索见缗，仕于其邦，去天既远，瘠民肥己，满载而归。今莫若行下三十八州，民间一色输纳，并用中半，丁钱科罚之类，得纯用楮，庶几流行一广，厥直自增。此广行用之说也。凡此者上不至于损国体，不下至于咈人情，亦略足以效一得之愚矣。抑执事发策，无取于开边拓地之言，忠于谋国，谁曰不然，而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之言，乃以迂目之，此又愚之所未谕也。人主一心，万理之会、万化之原所从出也。文帝、太宗惟不能制一忍心也，是以尺布有谣，而终累仁孝之德；推刃喋血，而竟贻闺门之惭。明皇、晋惠惟不能降一欲心也，是以《霓裳》一曲旋启渔阳之变，「夕阳」一语竟招刘、石之来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，前代覆辙何可胜数？其在今日，事有关于纲常之大、风教之本者，见远识微之士昔尝苦口而今不言，前尝撄鳞而后辄止，岂以君德已修、君心已格，而无所用其规切乎？愚谓心之神明最不可欺，一念少邪，众慝交入。殚民力于宫室，此心之侈实为之；戕民命于战争，此心之忿实为之。善乎李沆之论曰：「人主当知四方艰难，不然，血气方刚，不留意于声色犬马，则土木甲兵祠祷之事作」。此盖切于人主之身，而为格心之正论也。《大学》一书生财之道以财发身之仁，以义为利之义，必恳恳言之，曾谓正心诚意之无与于财乎？今天下之所尊敬者，以为从事于正心诚意之学，亦既擢用略尽矣，愚犹有隐忧焉。君子之类易服，小人之心难知，姬公治周，效以期年，孔子变鲁，期以期月。今阳刚焕采，阴气销铄，近二期矣，朝纲虽振而有弛之渐，公道虽开而有窒之萌。执政大臣虽至公无我，而委曲调护于事之所难行，宛转推挽于己之所私荐。乌台骑省虽直言无忌，而言不见听，非惟不能决去，甚至顾惜退缩。朝阳不见其再鸣，故庙堂举措岂不大异于前？而此际蹉跌，则入于彼，不可以不畏也。台谏风采岂不远过于昔，而丈夫所为，要不止此，不可以自满也。闽、蜀二老同时入觐，文、富并拜，公论望之，而今则未尽然也。荆襄二帅被劾不行，台省并奏，善类期之，而今则寂乎无闻也。于是往来君子小人之间，如杨畏辈得以相与窃议。曰儒术行则天下富，今术行矣，而市井萧条，气象荒落，富之效何在？有德进则朝廷尊，今德进矣，而外敌鸱张，叛卒蜂起，尊之势何如？盖君子之类虽进，而其道未行，小人之迹虽屏，而其心难使之屈服也。昔者吕公著荐二范为谏官，章子厚面奏，以执政举人为台谏非祖宗法，是小人而能为君子之言，今安知无为訾者乎？司马光改雇役而复差役，蔡京为尹，极意奉行，能令公喜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，今安知无若人乎？范纯仁以国用不足，又欲复青苗法，是君子而未免效小人之尤，今其事骎骎见矣。譬之奕棋，局面虽改，而其间一二著数，未免犹似前日。此小人所以不为心服，而君子亦不能以自恕也。愚愿大臣以主张公道为心，台谏以维持正论为责，群工百执事以忧勤清忠为念，同舟而期于共济，推车而主于必行，使朝廷有九鼎之重，国势有泰山之安。此盖天下所望，而为君子之宗主者也。不然，国有大事，君子或不胜其任，而长国家、务财用，小人得以乘间而售其说。此其为患，岂特国用不足一事而已哉！《诗》曰：「心之忧矣，不皇暇寐」。愚不胜惓惓。

臣观今日事势，训兵理财先为富强，以待天下有变，敌国有衅，则乘机从事于中原，此今日恢复之定规也。天下未有变，吾能激之使变生，敌国未有衅，吾能挠之使衅作，使就吾之机，以行吾之志，此今日规恢之奇谋也。弋者取禽，猎者取兽，方其栖深林，伏丰草，偶然自堕网罗而后取之，非弋猎之妙也。动之使飞而触吾之罗，扰之使逸而触吾之网，网罗在此，若有所不可，已而必陷其中，此弋猎之妙也。自岐亮殒亡，葛褒自立，其守国盖亦得策，然岂可以其得策而遂绝念忘怀，以为终不可图也？要当使其不得已而必舍得策就失策，彼虽明知而无可奈何，必当出此。臣所谓使彼就吾之机者，英雄图天下之妙诀也。与陛下言恢复者众矣，亦有及此者乎？正隆之末，中原本不欲南向，岐亮以势劫之，未至汴而军已离，未渡淮而盗已作，未抵江而中原大乱，葛褒已叛，数年而后定，此覆车之鉴也。葛褒鉴岐亮之败，其势不得不归于和。方陛下坚持不和之论，为葛褒者亦罔知攸济。其初欲弃河南啖我以为和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，军势甚危，我不能袭而止；陈、蔡之陷，汴、洛大震，我不能进而退；陇右之失，关中欲倾，我不能取而归。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与我，苦劝葛褒勿弃河南。已而削臣礼，损岁币，欲就我以为和，而陛下难于弃要害之地，固执如初。已而大臣异议，并边撤兵，则乘间进师，遂胁我以为和，而陛下权宜从之。葛褒谋和之序有三，势未安则欲啖我以为和，势稍立则就我以为和，势既振则胁我以为和，于是仅乃得成。自辛巳至甲申，何其欲和之坚，谋和之艰也！葛褒之被衮服冕，其初未敢侥倖久长也，至是东南既和，中原渐定，而其国始可保矣。葛褒初年，金人已有亡徵，其能存立渐致康强者，和之效也，故葛褒欲保今日之和，犹秦桧欲保前日之和也。成之既艰，保之必力，茍失和则必用兵，用兵则中原之人又复如前，而岐亮之患亦将袭后，此葛褒之所甚惧也。夫中原之与金人，其不相安久矣。靖康、建炎之际，宇宙横溃，生灵骇散，莫知性命之所寄，金人得以卷荡而平吞之。然而立伪齐而复废，还河南而复取，徘徊展转，欲奄中原而未决，欲弃中原而又惜之。既见东南之仅欲自全而不能为害也，中原久困蹂践，无所归依，其势已折而不支，于是决混一之计，大徙五国之众杂居中原，不从令者荡尽城邑，诛及种族。中原百姓既不能抗，而又无所望于东南，力尽势穷而始定。此彼之善观天下情势而疾徐操纵不失其节，以是能成其强。然号为相属而实未尝相安，尼堪、乌珠之徒能变其外而不能变其中，天意留此与我，若将以待恢复者也。岐亮好胜自任，以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、为我臣仆者数十年，无有不从，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，特以风恬浪静，难以施其鼍作鲸吞也。风涛忽起，足以鼓跃而簸掉，则平时蓄憾之心，至此得以逞矣。岐亮之还师，未尝为我所得，而多为中原百姓所歼，关中、陇右、山东、河南州县之稍复，未尝为我所下，而皆为中原百姓所献。岐亮一动，而中原之衅作，为吾之利也如此，为彼之害者如此。葛褒因岐亮之变，觉中原之心，故其谋欲静以安之。中原安则其国安，其国安则其身安。臣知葛褒永不敢离燕地，永不敢兴南师，何者？其身所以得此位，因前人之举此事也，我又为之，则我身乌知其不为亮，他人乌知其不效我也？葛褒明见此理，坚守此说，故十年而中原无变。葛褒之说终不移，则中原之变终不作，中原之变终不作，则金人之势终不倾，不知我将坐待以至何时也？近者谁为葛褒之谋，宽诱中原之众，吾淮南迁徙之民稍复还归，或者以是为忧，而臣益以窥见葛褒之心可以行吾之谋也。盖彼务为销变，而吾当激之使变生，彼务为省衅，而吾当挠之使衅作。如人经病后，务为调适安和，惟虑病之复至，则当劳动其精神，耗散其气血，不当养之使其安坐而少病。陛下既了然见天下之势，则当断然随势而施谋。傥移乘舆进幸建康，则中原必欢传亲征，彼不得不签刷调发以为之备，则木末之风渐起，江心之浪随生，中原之情固已汹汹而不靖，岌岌而不宁，将渐逞前日正隆之态。岐亮以断然不移之决，持炽然不可向之威，方其签发固已不肯尽从，观葛褒之庸，岂可以比岐亮之果锐？人不肯尽从亮，则不肯尽从褒也必矣。不肯尽从，则其间必有强黠好争踊跃思动者出而为抗，此天下有变之端也。间遣一使者，复请园陵，其势决不肯从，不从则备我益急，备我益急则中原益骚。又间遣一使者求减岁币，其势亦决不肯从，不从则备我愈盛，备我愈盛则中原愈扰。或者以为鸷鸟将击而匿形，茍欲图人，不当惊使为备，此未可与权也。吾之警使为备者，乃欲激之使变生，而挠之使衅作，彼不如此则无以动中原，中原动则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复之资。如此，一两年之间可以渐致中原之鬨，坐成敌国之乱，而吾厉兵秣马，扬欲进之声而未动，飞符走檄，作欲往之势而未行。中原一扰，则不能遽止，寖久而寖多，寖广而寖炽。彼方分刃以支中原，未暇全刃以及东南也。中原室内之患，东南门外之忧，彼将孰先？则吾虽产其祸，而未即受其敌。其初阴搅之而未明犯之，及其成败之未决、去住之未定，分道整军而前，收中原之豪族以为吾爪牙，据中原之沃壤以为吾囊橐。立契丹之主，使率契丹之众，归其故部还为契丹，立渤海之主，使率渤海之众，归其故部还为渤海，诸国之在中原者，各随其主而返其故部，则女真亦不能独立于中原。今人徒见其外庞然以大，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。女真之众，曾不当奚、契丹、渤海、韎𩏌等诸国十之一，五国之众又不当河南、山东、河朔、关陇等诸道百之一。措女真于五国之间，固已甚微，措五国于中原之内，盖益甚眇。今吾与中原相合而为一，则五国不得不散而去，女真不得不迸而归。茍其不然，则亦自相鱼肉，决不能相守不贰，以与我并争于中原也。五姓之乱，刘氏为匈奴而羯灭之，石氏为羯而冉闵灭之，鲜卑又灭之，慕容氏为鲜卑而氐灭之，复兴而晋又灭之，苻氏为氐而羌灭之，复兴而羌又灭之，姚氏为羌而晋灭之。金人残灭诸国，蹂躏中原，假合而为一家，凡今相处者，非其不共戴天之雠，则其不反兵之雠也。故不独中原与金人不相安，而诸国亦与金人不相安也。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势于其腹心，而吾不思所以谋之，亦可谓偷安茍活之计矣。使偷而可安，茍而可活，如是而能久，犹云可也。太祖、太宗相与议汴洛之都，太宗以迁为难，则决策居汴，太祖叹曰：「不及百年，东南之力竭矣」。未五六十年而东南已以病告，盖重兵宿于京师而供给仰于东南，京师之备愈滋，则东南之力愈负重。今以东南为国，西自兴、梁，东至吴越，罗兵为守，已过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。不独养兵，而所以为国之具，其取诸东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时，今将五十年矣，其力日削一日，岁朘一岁。苏绰之在魏也，以国用不足，重为征税之法，既而叹曰：「今所为正如张弓，非平世法也，后之君子谁能弛之」？东南立国之初，一时张弓之法至今不弛，而更急者多矣。近世赵开为盐酒之法以赡蜀师，将死言曰：「若因循不恢复，蜀将大困，而我为祸首也」。此与苏绰之意无异。今张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，恐非可以持久也。大抵东南本非久立国之地，民力尽则国从之。汉自灵帝以后而南北分，在南为孙氏。晋自悯帝以后而南北分，在南犹为司马氏，已而为刘氏，为两萧氏，为陈氏。唐自昭宗以后而南北分，在南为杨氏，已而为李氏。其间拥虚器，徒有名号者居多，亦可谓国非其国也。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，以纾东南迫切之势，以图宗社坚长之策。西晋凡五十二年，武帝粗安者二十馀年，而惠帝、怀、悯极乱者三十馀年。至元帝中兴，而中原已无情于司马氏矣。何者？相恩之日少，相毒之日多也，故晋人恢复为难。然桓温至灞上，刘裕入长安，中原犹有恋恋之情，所谓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，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，舍此何之？是时，关中相继为苻、姚割据将八十年，与刘裕初漠然也，而苦邀其留，痛恨其返，盖虑北有拓跋，西有赫连也。我自太祖造邦，德泽洽于中原者二百年，今相离虽渐久，而其情未泯也。为我毁族、为我杀身者，不可胜数，而终不悔，岂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无所泄其愤，阔然相疏于我而无所效其情哉！绍兴、隆兴屡欲恢复而不就，盖谋国大臣、握兵诸将之过，而非中原之难下也。中原难下，当在他时。日愈久而情愈衰，则相视如路人，甚则相疾如仇雠，此则中原难下之时也。宣和取燕山，契丹谓吾师曰：「南人只道燕云是我故地，不道属我已二百馀年，能无许久君臣之情！今日但当死斗」。故涿、易二州之外，其馀皆恝然也。他时中原固应有此气象，有此气象则难图矣。政不惟气象难图，且恐当有草莱豪杰起而收之。今日虽有豪杰亦未能收，何者？人情未忘我也。人情未忘，则知有我不知有他，从我则能行，舍我则不能立，故豪杰睥睨而不敢轻发，必待我而后可动。虽使有赤眉王郎，亦必托汉为名，托汉为名，则借汉为重，是其权已在汉，则终当归汉。何者？伪不敌真也。今陛下握金人兴亡之权，制豪杰从违之命，而或者谓恢复为难，陛下过听而未决，则是未尝有以的然可指之形、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。臣谓今日有事于中原，以十分为率而计之，六分用中原攻金人，一分用诸国攻金人，三分用东南攻金人。若十分尽仰东南，此晋宋所以多无成也。宋文帝谓佛狸曰：「河南旧是我地，今当修复」。不干河北，不知中原，已无情于司马氏，而安得有情于刘氏也？故檀道济、王玄谟之力易穷，佛狸之势难遏，盖专取力于东南而无所借助于中原。此元嘉所以再举而再屈，非今日事势之比也。今日事势大略与东汉相同。西汉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，而夺于王氏十五年，光阴未远，风声相闻，故人情思汉为深。光武起于中原，其势为便。陛下兴于东南，其势为不甚便。然光武极其力，坚其志，而期于必成。陛下容有所疑、容有所惮者，必有一掷之语、孤注之言，以动摇陛下之心，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谋也。光武至不乐兵，尝言「每一发兵，头须为白」，关东初旱，不堪兵间之积苦，且欲置隗嚣、公孙述二子于度外，然终不能自已者，虑后患之难图也。况陛下守东南难久立之地，对女真不并存之敌，未易可以安枕高卧，置此于度外，以隗季孟、公孙子阳待之也。夫天下之势至此，不变则不解。气候烦蒸，非疾雷迅雨则郁滞之气不散，清明之气不回。当是之时，惟英主能与世为雷雨。陛下真英主也，可惜蹉跎玩时，将老陛下之齿发，迤逦遗患，将殃陛下之子孙。凡今所患，兵之未精，财之未裕，陛下试令臣熟数于前，然后知兵非难精，财非难裕。臣虽无似，自度与陛下办此而不难。陛下诚能变风俗，销朋党，使淫辞诐行者举不得作，则出而与陛下同心图事、协力济功者将患其多，不患其少。臣虽不才，诚自信与陛下办此而不难。臣非敢自谓能也，陛下有英主之高资，一借箸可以转移天下之安危，一蹑足可以钤制英豪之死生，故臣敢谓与陛下画策，与陛下任事，足以取效而无难，恃陛下之为英主也。如臣区区，何惜为斧斤之所伤残、风波之所覆溺，生无所成，死有馀恨。惟陛下图之。